作者简介：康泾，本名陈伟宏，浙江桐乡人，祖籍长兴。1985-1988年就读于湖州师专中文专业，先后任校学生会学习部干事、中文科学生会宣传部长、校学生会主席。现为浙江省桐乡市文联副主席、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镇人家》、小说散文集《稻草人》、诗集《50°》等。

湖州师专现在改成湖州师院了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学校老校区还位于人民路上。起初叫嘉兴师专，后来嘉兴、湖州分设之后，改成湖州师专。

师专南院是教学楼，西南角是美其名曰“红楼”的女生宿舍。宿舍外面是几排洗漱池。男生要到“红楼”找女生，这几排洗漱池是必经之地，必须接受无数女生检阅的目光。没有特殊情况，我是极少涉足这个领地的。在我看来，女生的目光在一定程度上比口舌更“毒辣”，更何况一个男生突然闯入，“万箭齐发”，如芒刺背。尤其是不敢在吃完晚饭的时候出现，那时候，大多女生都在洗刷碗筷，临近夏天的时候，个别女生还穿着单薄，想必很少有勇敢的男生敢这个时候大大咧咧从美女堆前平静地走过。

师专北院是男生宿舍、食堂和学校行政大楼。而南北两院被一条通往人民医院的小路拦腰截断。整个校区加起来，大概30来亩地，比我高中时的校园大不了多少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袖珍学校”。据说那时候湖州师专招生还招不足，与我同时考进湖州师专的高中同学，就是降分录取进来的，所以被人看作大学里的“第三世界”。有一次我寒假回家，正巧遇见念清华的邻居，听说我在湖州师专读书，鼻子里“哼哼”了好几下，说：“你怎么会去那种学校？”言下之意，除非我是傻瓜，要不就是湖州师专这种地方不是正常人去的。

可是，我却在湖州师专度过了我最可宝贵的三年青春岁月。

我读的是中文专业。它一下子满足了我的写作欲望。从初中开始，我对文字产生了特殊情感，高中开始还主编校报《春讯》。进入师专后，从创办文学社团，到担任“远方诗社”社长、“太湖文学社”副社长，我的写作激情达到了空前高涨。可以这么说，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，在湖州师专文坛上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“康泾”这个人的。即使我毕业之后，还有好些学弟学妹从留下来的油印刊物上读到这个名字，以至于毕业若干年之后有机会见到我本人时，都要忍不住大吃一惊：“原来你就是康泾啊！”

康泾不仅写散文，还写诗歌、写小说。别人写“百篇文”是一种痛苦，在我看来，都是练笔的绝好机会。除了完成作业，还在李广德教授、沈泽宜教授的鼓励和指点下，尝试写短篇小说、现代诗与诗体小说，积累下来，也有厚厚几百页，以至于临毕业时，竟产生了编印个人文集的想法。后来，一本薄薄的《稻草人》油印小册子，成为我留给母校的第一件礼物。工作之后，我又陆陆续续出了几本书，我都记得送给母校。当然这是后话。

师专中文专业，书法是必修课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的第二需求。我从小学开始就有这方面的爱好，因此进入师专之后，空闲时候，我会一个人练练书法，深得书法老师严再宽的欣赏。他时不时送我几本字帖，希望我能刻苦练习，毕生为之努力。可惜我最后还是辜负了他。一想起这些，就觉得有愧于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老先生。老先生那时候已经70多岁，但是精神矍铄；虽然长得很矮小，但是中气很足。正因为长得矮小，他走下讲台的时候，有时候竟找不到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他给我们上课，是不许我们做其他无关事的。记得有个同学书法课上看瓦西列夫的《情爱论》，被他发现，结果老先生拿起书来，按照书法传统从右念到左，说道：“论爱情？什么玩意？上书法课，脑子里尽想着谈恋爱！”搞得全班哄堂大笑。

对我来说，还有一件事，可能让老先生对我一直很不开心，也让我始终无法释怀。那时候，湖州新华书店到了五套《二十四史》，200多块钱一套。严老先生自己买了一套，并极力鼓励我也去购买一套。他说，读中文的，一定要买这套书，一辈子都用得着。他还说，除了图书馆、工人文化宫已经各订购一套之外，还剩两套。他说他已经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，并且已经关照新华书店，一个礼拜之内不要上架，让我这几天马上去买。可是，200元对一个靠父母每个月给几元生活费才能维持生活的学生来说，就像是个天文数字。父母省吃俭用供给我读书，我怎么再好意思向父母索要这额外的书钱。一个礼拜之后，严老先生又问起我这件事，我只好汗颜地回答他，等以后工作了再说。他说：“以后的书只会越来越贵的。你要真的钱不够，我可以先借你，你工作以后随便什么时候还都可以。”我对老先生连连摆手，婉拒了他的好意。现在，每次望着书架上1000多元一套的《二十四史》，心里总觉得辜负了他老人家当时的一番好意。

当时湖州师专认识我的许多人，还可能因为我到处给学生社团写海报贴广告。说实话，设计对我来说，完全是门外汉，但经不住学生会那帮弟兄的怂恿，便推辞不掉、次次为之。正如每到周末，只要有任课老师搬家，让我帮着叫人，总是积极主动联络，还学会了怎么踩三轮车，为的是可以在“学雷锋活动”中大显身手。或许正因为这些，我的知名度也开始越来越高。于是在毕业那年，竟不小心被任命为校学生会主席。而在我之前，据说中文专业到校学生会任职最多不过副主席。这因此使我的压力陡然上升。不知道我当时奇瘦无比是否与此有关。

湖州师专，还没有开启我的皮鞋时代。与我皱皱便西相配的，是一双手工老布鞋。虽然是“西装布鞋”，我还是做了一些抛头露面的事情。比如因为写诗的原因，认识了湖州诗人石人，他便经常带着我参加湖州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诗歌沙龙。那个时候还没“沙龙”这个概念吧，也就是几个爱好诗歌的聚在一起念念诗歌，聊聊写作心得。会写诗歌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被视为极为高雅的艺术创作，是极受人尊重和敬仰的。我家乡有个小镇濮院，据说那时候举办过一个诗歌改稿会，请了几个外地诗人来辅导，结果镇上那些漂亮女生闻风而动，整天围着几位诗人转，连吃晚饭都不愿意回家。我当然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好事，或许跟我“西装布鞋”的老土搭配不无关系。不过，石人觉得我的诗朗诵和相声表演还是相当不错的（1988年春，我和我的搭档李忠还赴杭州，在省大学生艺术节上表演相声），建议我为了扩大影响，应该去印张名片。那时候有名片的人还相当稀少，算是有身份的人的象征。我觉得这主意不错。可惜一个星期之后，我就毕业了。

在湖州师专的日子是清贫的。但是我们还能拿到每个月27元的菜金和30斤的饭票，这样的待遇，怕只有师范类学校才能享受得到。菜票不够，菜可以吃便宜点；饭票不够用，只能想办法，饿是万万不行的。好在女同学常常有用不完的饭票，有几位善良的就会在教室里叫喊：“谁要饭票？”往往是话音刚落，就有男生哄着去抢。当然，抢到的也会分几张给没有抢到的。饭票一般不是“白送”的，只要男生能请女生去看一场电影，也就扯平了。

说起看电影，那时候可以说基本上一本不落。那时的电影每场只需一两毛钱，即使每本都看，也还能承受得起。于是，每天下午《湖州报》到了，第一件事就是看中缝的电影预告，看有没有新片放映。如果有，就一定要赶去捧场的。想想现在比当时富裕得多，工作却忙忙碌碌，有时候一年都不进电影院，觉得那时的师专生活真是苦中有乐。

湖州师专三年，其实是我逐渐成熟的三年，它教会了我许许多多的东西。三年里最大的收获，是学会了独立，学会了怎样与人交往。尤其是遇到生病，学会了如何自己照顾自己。当一个人病在床上，没有一点力气，只有两毛五分钱的方便面才觉得是世上无上的美味时，你会觉得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地生活着，该是多大的奢望。因此，在我师专毕业考试前，平生第一次到医院打点滴，两位女生同时坐在我的身边泪眼汪汪时，我便下定了决心：今生今世，一定要做一个好男人。否则，太对不起这个世界上所有关爱我的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