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作者简介】陈伟宏，湖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1988届毕业生，现为桐乡市文联副主席、桐乡市作协主席，中国作协会员。
贫困与富有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就历史长河而言，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。但绝大多数中国人，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。
对于当时刚刚步入湖州师专就读的我来说，家庭条件并没有任何优越之处。我的父亲是医药公司员工（当时公司还是国营的），母亲在丝厂车间上班。他们的收入仅够维持一般家庭的生存，还要贴补两家父母之用，每个月还要给我寄20元生活费。我把其中5元拿出来，雷打不动买了农行贴花储蓄，剩下15元才用来买书和生活必需品。这样，至少在遇到大事时也可以做到万事不求人。这种贴花储蓄每个月开奖，有一次我竟有幸中了50元小奖。虽说是小奖，但对一个没有收入的学子来说，不啻是莫大喜讯。偶有意外惊喜的清贫日子也算是苦中有乐吧，能让我暂时忘记生活的贫困。而相比其他非师范类大学生，我们还能享受国家对师范生的特殊补助政策，每个月可以领到30元左右的菜金和30斤左右的饭票，一下子又成了“富有”的人。
1988年，也就是我毕业那年，某日，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座位上，忽然萌发了出一本油印诗文集的念头。这个念头一经脑子里冒出来，就从此影响了我的人生。
我第一时间去拜访我的几位恩师，沈泽宜老师、李广德老师、余连祥老师等，他们一直给予我关心和帮助。不出我所料，他们无一例外表示了浓厚兴趣与极大支持。他们告诉我，到目前为止，在校学生有编过文集的，但纯文学作品集还没有。他们的鼓励，让我觉得编印这样一本诗文集，不仅对我个人，对中文科，甚至于学校而言，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然而梦想总是圆满的，一旦实施却举步维艰。文章倒是不要担心，“百篇文”（教学需要，中文科学生每年要写一百篇文章）“重压”之下，自己倒也积累了一些差强人意的作品。但是去哪里打字？哪里印刷？哪里装订？这些都需要费用。虽然那时候社会上已经有专门经营打印的文印社，但一本册子少说也有近百页，仅打印费就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我粗粗算了下，打字、印刷、装订……没有一两百块钱是拿不下来的，这就相当于父母给我的大半年的生活费。再查了一下储蓄卡，不够。思前想后了几天，决定还是写信给父母，虽然明明知道家里本身比较拮据。
果然，父亲回信说，是不是可以等毕业以后，慢慢再做这件事？
我不好意思再回信，便开始自己琢磨，怎么才能在毕业前让这本油印文集面世。
那天我在校园里散步，迎面遇到了我的《古代汉语》课程老师、当时的教务处主任俞允海。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他忙问我遇到了什么难题。我便一五一十把原委告诉了他。他想也没想，说：“你先去文印社打字吧，多少钱，跟我说，我来处理。”我还是有些忐忑，说，外面价格挺贵的，我还是另外再想想办法吧。他笑了笑，说，那么好的事，还犹豫什么，快去打吧。一晃就要准备毕业论文了，到时候你哪还有精力啊。
听从他的话，我马上找了一家学校附近的文印社，把稿子交给他们。他们告诉我，大约一个月的时间。
一个月不到，我就拿到了一摞打印稿。看着这些散发着特殊气味的蓝色蜡纸，我的心有些颤抖。然后一个人除了上课、吃饭、睡觉，就一直忙着校对，几天下来，把眼睛都看得生出眼丹来。好在自己之前经常给校报校刊做校对，这个活倒也难不倒我。等全部校对完也修改完之后，我付了钱。一共45块。可能我从来没有单笔支付过那么多钱，所以那一张张十元大钞离开我身体的时候，我有了彻骨的心疼和恐慌。这种心情，我猜想跟现在刚参加工作的人借了100万去买一辆豪车一模一样。
俞老师后来在路上遇到我，一直问我费用，并且让我去文印社开具发票。他说，他会一定会帮我想办法。我把发票给他的那天，他直接把钱给了我。我说不急，等你“处理”完了再给我，他却死活也不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钱其实是他自己掏出来给我的。这就是他所说的“想办法处理”。
接下来，又一个问题来了：去哪里油印？
在湖州，除了学校，当时我没有认识其他单位的人。我在脑海里搜索了几遍，终于跳出来一个人。他姓杨，当时是湖州二中的高级教师。之前我只听过他的一次公开课，但对他印象非常深刻。记得当时听完课后，我向他讨教了几个问题，他有些惊讶，说，还没有一个学生、一个同行跟他提过这样的问题。他在耐心解答完问题后对我说，以后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尽管去找他，他愿意跟我探讨。他这样说，让我有些受宠若惊。可这次，根本不是什么学业上的请教，他能给我援手吗？
门叩开了，他显然一愣，但旋即认出了我，邀请我进去。
我把来意向他作了表达，然后不自然地坐在沙发上搓手，等他发话。
他略微思索了下，说，他可以帮这个忙，让学校打印的老师星期六星期天加些班。我十分感激地点头感谢，同时红着脸说，我去街上的文印社问过了，价格还是蛮贵的。
他笑了笑说，没事，那几个都是好朋友。你要是真的想表达一下心意的话，给他们买几块绿豆糕吧，就当他们加班的点心。
一位萍水相逢的长者，两盒微不足道的绿豆糕，解决了我一本油印文集的油印难题。
最后是装订。这个只有正规印刷厂才能做。好在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一家，而且因为学生会经常有一些油印刊物编印，我与车间主任很熟，便直接去找了他。车间主任听说是我自己的文集，马上帮我排了进去。等全部装订、切割完毕，把货送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一个人在仔细地翻阅着。我说，送你一本吧。他似乎有些不相信，说，那你给我留个名吧。我笑了笑说，我又不是名人。他一脸认真地说，以后你就是名人了。
出门的时候，他说，算十块钱吧。这个价格是规定的最低价，我不能破了厂里的规矩。我说没事，你帮我挤进去做，已经开了后门了。他笑了笑，第一次送我出了厂门。
这本文集我取名《稻草人》。沈泽宜先生为我作序。他在序言中写道：
“在我的学生之中，三年来始终坚持写作，小说、散文、诗都写，且都写得不错的，恐怕只有伟宏一人了。……伟宏将带着这部处女集走向生活，走向坦诚的夏日和富足的秋季。未来，意味着索取。希望在不远的将来，一部新的自选集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喜悦。”
是的，三年中，我似乎什么都没有做，只留下了这些文字。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我们从不在意吃穿住行，事实上也不允许我们去思考这些不现实的问题。同寝室的一起过生日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奢华，大家一起给他庆生，而是每人把当天买的菜堆放在一桌上，轮到生日的那位自己再多买一个菜，备好啤酒，仿佛是请大家为他过生日。
如此贫困的日子并没有摧毁我们坚强的意志。相反，一个人在逆境中生存锻炼出来的能力，将是他一辈子生活下去的宝贵财富。不是吗？虽然当时我们没什么可吃的，但有一件事却是我们乐此不疲反复在做，那就是看电影。每天下午《湖州报》一到，我们都抢着看报纸中缝，那里刊登着湖州当天三个影剧院的影片播放讯息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三年中的影片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基本上做到一本不落。那时候电影票只需一两毛一张，所以哪怕生活再拮据，这点钱我们还是舍得花的。
工作之后若干年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合集，我仍然沿用《稻草人》作书名。在首发研讨会上，时任《江南》杂志的主编袁敏问我：为什么叫“稻草人”？
我想了想，告诉她：“在我们桐乡乡下，田里稻子疯长的时候，经常见到田塍上插了好多稻草人。它们是不用喂养的‘好孩子’。只要它们在，农民干活、生活就会很安心。稻草人看起来没有生命，但它们有着坚毅的精神。它们的存在，给了我们人类温饱，更给了这个世界莫大的财富。”
